在洪武八年，朱元璋下旨，“诏天下立社学”，社学的出现，可以说是朱元璋的伟大之处，因为他将教育普及到了民间，让民间百姓有书读、有书看。

朱元璋规定府州县每五十户人家设置一个社学，二十岁以下孩子入学。

朱元璋的行为是好的，却没办成好事。

原因也很简单，社学的主课就两样：《大诰》与《大明律》。

你让小伙子们天天听你讲这个法律，那个法规，砍头剥皮之类的惩罚，谁也不愿意听啊，时间长了，不留下心理阴影才怪。

也不问问人家孩子是不是要去放羊，家里的白菜卖出去没有，就拉着去听课，这就很扰民了。

朱元璋听说孩子们还有家务，一抬手，把社学给废了。

好了，大明的官方小学无疾而终。

可过了几年，朱元璋又觉得，孩子有家务也不能耽误学习啊，于是一挥手，在洪武十六年，社学又给恢复了。

不过朱元璋还是知错就改的，既然官方小学扰民，那就改民办小学吧，至于学费，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想学就交，不想学，那就继续喂猪卖白菜去。

在州府县学与社学之外，朱元璋还关注到了少数民族教育问题，在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设置了宣慰司儒学和安抚司儒学。

除了这些“本科类”学校外，大明还存在有医学、阴阳学等专科学校。

明代市民文化的普及，学风之盛，都与朱元璋的教育体系有关。

《明史》在这方面，给了朱元璋高度的评价：

“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库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徽，山派海涯此明代学风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

虽然史官说的话，难免有逢迎、溢美之嫌，但朱元璋重视教育，是不争的事实。

后来的圣人王阳明，他便推崇朱元璋的平民教育，并将其融汇在自己的教育理念之中。

朱允炆设置京师初等学院，一是为了弥补官办小学的空白，配合后续国子监革新；二是为了解决白莲教。

在内阁与翰林院提出的解决白莲教方略中，除了主张严惩、监控之外，还提出了一点，那便是启发民智。

这个观点是姚广孝提出的，他认为，人没文化不服管，不信你看，北面鞑靼、瓦剌，南面各土司，山里经常闹腾的，大部分都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

反观历史，有文化的人很少造反。

不信你去找历史书，把自古以来的造反者列个表，文盲、半文盲占据绝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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