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的事，不是说那些文臣最爱讲纲常，最会折腾吗？还都是大宋的臣子呢，就这么捋平了？”

陈克礼嗤了声，“那些文臣个个讲忠君节义，又有几个能死忠君主的？当年也就李若水一个敢在金营大骂金虏，宁死也要维护大宋天子的尊严，其他人屁都不敢放一声！再瞧瞧金人扶立张邦昌为帝，改宋为楚，东京朝堂上的那些文官们还不是转眼就做了‘楚’臣？嘿，还是金国立的儿皇帝呢，又有几个文臣誓死不从、拒不为职的？这些个文臣，也就嘴皮子厉害，话讲得漂亮，一动真格的，骨头就软了。”

陈克礼的话虽然辛辣，却也是事实。正因大宋朝的士大夫有这样的耻辱前科，在宋室南渡后，在朝的士大夫和在野的儒士文人都大力宣讲忠义气节，提倡“武死忠，文死节”，所以到了南宋末年，才有那么多的士大夫文官自杀守节，誓死不降蒙人。其中就有朱熹宣扬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即是针对“知经识理之君子”，要求士大夫和文人宁死不可失了君子之气节，却在明清时代成了专门束缚女子的礼教利器，谬解何其大也！

在南北两廷立朝后，两边的士大夫和文士也都大力提倡文臣守节、武臣守忠，但两边的舆论隐隐有一种引导趋势——尤其报纸出现后这种引导趋势更强了——即国在君上：当君王代表社稷时，忠国即忠君，当君王不能代表社稷时，以忠国为先。这种舆论的产生得力于南北两廷都不遗余力地抨击赵佶的祸国之罪，将赵佶完全打造成赵宋江山残破的罪魁祸首——在卫希颜那个时空中，赵构是将这个罪名安在王安石头上，是王安石变法造成国家虚弱，将皇帝的过错推给臣下背黑锅，以维护赵宋皇帝在臣民中的威严，而程学也正是因为赵构不遗余力地打击王安石的新学而扶持起来。但在这个时空中，事情的发展完全不同，新学依然是南北两廷的第一显学，王安石也依然是配享孔庙和神宗庙的大宋贤臣，而赵佶的形象黑得一塌糊涂，没被文臣定个“僖宗”的庙号就已经是看顾皇室颜面了。

当然，陈克礼没有想得这么深，他只是从靖康以来目睹的那些情状，来推测北廷文官和武将的反应，从而预断雷动的“改朝换代”不会遇到太大阻力，更何况，雷动不是张邦昌之流，柴周也不是伪楚。

陈克礼见儿子还是有些懵懂，恨铁不成钢地拍了他脑袋一记，提纲挈领一句，“只要兵权稳固，北面就乱不起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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