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熊贼”布置得当，大金收获寥寥。努尔哈赤的心情因此变得很糟糕。

到九月初三，有人告发，二贝勒阿敏的五弟斋桑古、大贝勒代善的次子硕托，以及二贝勒驸马莫洛浑及其妻欲叛出大金，逃往明国。

十三日，努尔哈赤派人召传斋桑古，传令人很快回告，说斋桑古与莫洛浑同往牧群，也就是没找到。于是努尔哈赤又传硕托，可硕托亦不在家。努尔哈赤便认为，三人均不受传，同一方向前往，“恐合谋叛逃”。遂召集诸贝勒大臣议定，“即刻发兵堵截通往明国之路”，必生擒叛贼。

可当晚，斋桑古、硕托、莫洛浑三人便各返其家。努尔哈赤立刻遣人询问三人是否合谋图逃，均矢口否认。于是努尔哈赤便下令幽禁斋桑古、硕托及莫洛浑夫妇。拷问之下，只查出硕托与莫洛浑之姐私通，斋桑古与莫洛浑之妹私通，但三人并无合谋图逃之事。说白了，这又是一桩伦理案子。

老档中所说的大福晋学界有两种说法:一是乌拉那拉·阿巴亥，也就是阿济格和多尔衮、多铎的母亲。二则是富察·衮代，也就是莽古尔泰、德格类以及莽古济格格的母亲。前者是小妈文学，后者是大妈文学。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原因很多，不赘述，只说一个小点。在万历四十八年这个节点上，富察·衮代和乌拉那拉·阿巴亥同时存在，富察·衮代是老资格，怎么也轮不到一个小辈来当大福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