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言利尚在明处,儒生言必称仁义,可知有多少蝇营狗苟在暗处?”
又有从东京迁到杭州的巨商翻出靖康祸难后的丑事,由幕友捉刀发在《西湖时报》上,“儒生皆道商人重利轻义,然国家颠覆之时,士大夫不闻死节,前有降虏为帝的张邦昌,后有朝官王及之私取宫器贩市、余大均诱取宫嫔为妾——如此士夫,重利乎?重义乎?”
孙俊明指使府中幕友毫不客气写道:“儒者未必尽义,商者未必皆利!”
类似这般精辟又尖刻的驳论难以枚举,众商家子弟读来不由大呼痛快,一扫几日前的惶惶颓丧,谈笑间扬眉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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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自汉代独尊儒术后,何曾遭受过这般针对儒者的攻击,更何况是来自于儒生们向来鄙薄的商人阶层?这般有组织、有规模的反击,不仅儒子考生们看呆了,就连一些士大夫官员也懵了一阵。
杨时等人愤怒了,历朝文人间虽有论战争斗,但辩来辩去争的都是儒学正统,脱不了一个“儒”字,今时却是被儒林之外的商民驳斥,岂得罢手?
于是,这场看不见刀锋的儒商之战,迅速扩散蔓延开去,并形成以京城为核心,分两浙、湖湘、巴蜀、东南四大战区的“报端论战”,彼此间又相互声援影响,结成一片熊熊之势,几让人怀疑这暮春时节已入盛夏。
在名可秀有心引导下,这场论战渐渐从商人应诏的争论演变到 “义利之争”。从《西湖时报》到《湖湘时报》,从《广南时事》到《巴蜀时论》……文人的笔椽舌战充斥在报端,又喧议于肆坊,一时闹得轰轰烈烈。
等儒学大家们醒过味来,意识到偏离了批驳主题时,南廷制举已正式开考。
那是三月二十九日。
贡院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