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人对于六经的理解是有差异的，阐释自然不同，便分成宋学的诸多流派，至于六经的原义便在不可知之数了。如范仲淹、周敦颐、王安石、司马光、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这些有宗师之称的大儒，他们对六经的注释都是在阐发自己的思想，今世的宋儒也是一样——有宗师之志的学者都是“六经注我”，即用六经来为我的思想做注解。

故而，像苏澹这样攻击先贤的注释，宋儒并不以为异。因为这是求真解，至于这个“真解”是真还是谬，那就见仁见智了。

苏澹的文章以曾子的“明明德，止于至善”、子思的“诚”、孟子的“义”来诠释孝之道，攻击子夏的“三从之说、不二斩”，引来了一些学者的赞同之声；当然，反对驳斥的也有；还有一分为二的，半是赞同半是反对，趁机阐发自家的观点——这就形成了《皇宋官报》在丧礼之争上的“三家共说”局面。

这对胡安国来说并不是乐见的局面，虽然他私心里并不认为子夏的《传》就是诠释完全正确，个别地方也有商榷之处，但是，在“妇人三从、不二斩”这样的“大义”上他还是认可的，因为这与整个宗法制度是相符合的，是不应该变的“常”，而继承先圣之学就是守这样的“常”，而不是“变法为害”。

但眼前这局面——无论朝堂上的争吵，还是官报引导的舆论，都没有形成压倒性的一边倒的声讨局势，反倒很有向“混战”发展的趋势。

而士林的清议和市井的舆论也是如此。

如今士林的清议往往体现在报纸的文辩上，如《西湖时报》、《国学论刊》、《稷下报》、《大公报》、《国子监报》、《太学报》、《文萃报》这些先后雀起的京城大报——程学门人创建的《文萃报》也在其中。

而市井中的话语权，也已大部分掌握在这些民间大报手中，报纸的舆论又直接引导了市井的议论，报纸上的新闻时论比起市井道听途说的消息和朝廷传闻出来的言论都要可信得多，经过七八年见证，已经在百姓心中树立起了信用。如今报上的议论纷纭便也引导了市井的议论，因为无法众口一辞，让市井中的百姓们都当看热闹般津津有味起来。